代志新等：浅析稳经济背景下我国税收政策的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十四五”提出计划)“宏观调控的创新与完善”。财政政策作为宏观经济治理的主要手段，保证了宏观经济的稳定.持续.健康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税收是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它是自然的“自动稳定器”和“人为稳定器”功能可以消除宏观经济波动，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发展(高培勇，1997)。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环境复杂严峻，面临许多国际国内风险和挑战。迫切需要发挥税收作用，帮助稳定宏观经济市场。

一.在经济稳定的背景下，完善我国税收政策的必要性

(1)化解三重压力，实现宏观政策的跨周期和反周期调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央经济工作会议，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计将削弱三重压力，稳定经济基本上是必要和重要的。在世纪疫情的冲击下，百年变化加速，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严峻和不确定。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三重压力在很多方面都有所体现。

从需求萎缩的角度来看，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居民消费需求急剧下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受到较大影响，下降趋势明显。2022年第二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4.6%。

从供给冲击来看，我国制造业的原材料对外依存度较高，橡胶.原油.铁矿.铜和其他原材料的外部依存率几乎超过80%。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和俄罗斯-乌克兰冲突的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大幅提高了中国企业的生产成本。自2021年1月以来，中国生产资料行业生产者的出厂价持续飙升，2021年1月同比增长0.5%，2021年10月同比增长17.9%。虽然自2022年以来有所下降，但2022年6月仍同比增长7.5%。此外，近年来，全球贸易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盛行，以美国和欧盟为主的发达经济体对中国实施技术封锁.提高贸易壁垒.扩大出口管制等，上游高端技术产品供给对我国科技企业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从预期转弱的角度来看，一方面中国企业的盈利能力预期减弱。2022年第二季度每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均在50%的荣枯线上下浮动，服务业PMI2022年4月只有40%，远低于临界值的50%。另一方面，中国居民未来收入增长的预期也在减弱。自疫情爆发以来，中国的制造业和非制造业PMI中国从业人员指数明显下降，尤其是非制造业。2022年4月和5月，非制造业受到的影响更大。PMI员工指数跌破46%。受失业风险、疫情风险等多种因素影响，2022年上半年中国家庭存款快速增长，2022年5月家庭存款增长572.73%。

2022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2.5%，经济面临更大的下行压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充分实现宏观政策的跨周期和反周期调整。跨周期调整是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工具的综合使用，使宏观经济在多个经济周期中实现长期稳定增长；反周期调整是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稳定短期经济波动，实现经济的短期稳定运行。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收政策无疑是实现跨周期和反周期调整的重要手段。当前我国税制改革要着力化解三重压力。在需求方面，要优化税制结构.加强税收征管，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延续“稳就业”税收优惠政策，增强居民消费信心，增强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作用。在供给方面，要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减少制造企业.科技型企业的税收负担，实施组合税收扶持政策，帮助企业救助企业，稳定市场预期。

(2)不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市场主体是保证经济正常运行的基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高培勇，2021)。目前，在国内外环境复杂性不确定性加剧的情况下，中国市场主体面临着多重风险和经营困难.利润下降甚至破产的困境，尤其是餐饮，.住宿.旅游等服务业企业首当其冲，急需政府救助，渡过难关。

减税降费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关键举措，也是最直接的举措.最有效.最公平的措施。2022年以来，随着大规模增值税退税政策红利的不断释放，市场主体增加了现金流，提振了市场主体发展的信心.它在激发市场参与者的活力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今后，我们需要继续加强退税、减税、降费政策，给予小微企业.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服务业有更多的优惠政策，不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从而更好地促进稳定增长.稳就业.稳定物价等工作。

二.在经济稳定的背景下，我国税收政策的完善

（一）化解“三重压力”税收政策建议

1.优化税制结构，努力提高居民消费需求

目前，我国居民消费需求萎缩的主要原因在于，在疫情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居民对未来收入增长缺乏信心，风险厌恶程度增加，从而减少了对社会消费品的购买，大幅增加了预防性储蓄。要重振居民消费信心，首先要从“稳就业”大力拓宽就业渠道，增强创业带动就业作用。税收政策应加强对企业稳定和扩大岗位的支持，对就业最多的中小微企业给予更多的税收优惠政策。

此外，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也是居民整体消费能力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朱青，2021)。中国人均年收入已经超过3万元，但仍有6亿人的月收入只有1000元左右。与此同时，我国高净值人群的可投资资产规模也在逐年增加，2020年我国高净值人群人均财富高达3209万元。中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远高于高收入群体，过度集中在少数群体的财富显然不利于提高整个社会群体的消费能力。因此，我们应该积极利用税收手段来调整收入分配。总的来说，我们应该优化中国的税制结构，建立健全直接税制，提高整体税制的积极性。具体来说，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建议扩大综合征收范围，可以考虑分红.综合收入、财产租赁收入、财产转让收入等纳入综合收入，与劳动收入一样，采用七级超额累进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同时，要严格规范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和管理，加强收入隐瞒和利用“阴阳合同”避免个人所得税行为的监管。在财产税方面，中国应及时推进房地产税立法。除了对个人持有的房地产征收房地产税外，它还可以对高尔夫球场征收房地产税.高档游乐场.别墅.豪华船舶等豪华场所以高税率征收房产税(代志新等，2022)。此外，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奇迹造就了一大批先富群体，代际传播的贫富差距也成为当前备受关注的话题。根据招商银行与贝恩公司联合发布的《2021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2021年中国高净值人群中有12%属于“继承二代”，呈现高净值人群“创富一代”比例逐年下降，“继承二代”比例逐年上升。如果不调整贫富差距的代际传递，先富群体将始终占据大量的社会资源，未来中低收入人群收入增长的信心将越来越弱。因此，今后应及时征收累进遗产税（或继承税）和赠与税，调整财富的代际转移，缩小先富群体与中低收入群体之间的财富差距。

2.减轻制造企业的税收负担，缓解制造企业的生产压力

短期内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上涨给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经营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中下游产业生产成本的上升不仅降低了企业的利润空间，而且给企业的营运资本运营带来了压力。为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降低中国制造企业的税收负担，缓解制造企业的生产压力。首先，由于我国制造业企业对诸如橡胶、原油、铁矿、铜等原材料的对外依存度较高，我国可以考虑出台阶段性的进口关税和增值税减免政策，降低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大宗商品的进口关税税率和增值税税率，进而减轻企业生产负担。其次，疫情下许多制造业企业经营困难，出现经营性亏损。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的亏损结转年限最长不得超过5年，具备高新技术企业或科技型中小企业资格的企业可以延长至10年。而国际上许多国家的亏损结转年限均较长，比如日本任何未弥补完的亏损均可向后结转10年；韩国任何未弥补完的亏损均可向后结转15年，中小企业还可以选择向前1个年度结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任何未弥补完的亏损可以无限期向后结转，德国还允许纳税人本年亏损向前5个年度结转扣除。因此，建议我国增加亏损企业的结转扣除年限，尤其是对于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制造业企业，可以考虑允许企业向前结转扣除未弥补完的亏损金额。

3.鼓励科技型企业发展，为科技创新创造良好的税收环境。

中国目前面临的另一层供应影响源于美国和欧盟领导的发达经济体对中国实施的技术封锁和出口限制政策。芯片、半导体、光刻机等产品的供应在短期内对中国科技企业的生产经营产生了巨大影响。《“十四五”规划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科技强国建设。税收政策在推动科技创新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要不断加大对科技企业的税收优惠力度。在税率优惠方面，我国目前按15%的优惠税率对符合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和先进技术服务企业征收企业所得税，未来可进一步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在税收减免方面，中国可以考虑按一定比例减少中小微科技企业的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为了鼓励创业型科技企业的发展，建议在创业企业发展前几年减免应纳税所得额，提高风险投资企业投资在应纳税所得额中的扣除比例。此外，为了鼓励科技企业的发展，建议完善设备和电器的加速折旧政策，继续对受影响较大的中小型微型科技企业实施阶段性税收延期支付政策。

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21)》，我国研究和实验开发资金在实验开发中的投入比例远远高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投入严重不足。“十四五”该计划明确规定，要继续加强基础研究，加强应用研究，对企业基础研究实施税收优惠。为此，我们建议增加企业基础研究投资费用的额外扣除比例，为企业购买基础研究专用技术设备提供税收优惠，允许企业从企业当年的应纳税额中扣除一定比例的专用技术设备投资。此外，为了鼓励从事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人才回归，防止人才离开海外，建议适当降低这些人员的个人所得税，提高中国税收体系的竞争力。

(2)加大减税降费力度，不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为了稳定宏观经济市场，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范围内，应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提高效率。减税和收费，作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起点，应继续努力。就业保护是经济稳定运行的基础，数亿市场实体承载着数亿人的就业。就业保护应通过稳定市场实体来实现。因此，我们应该努力减轻市场实体的负担。2022年，中国出台了一系列综合税收支持政策，继续实施支持制造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减税政策，提高减税额度，扩大适用范围，提前实施大规模增值税退税。未来，为了继续激发市场实体的活力，建议实施更大的减税政策。

首先，随着近年来增值税税率的多次降低和简化，增值税的减税空间相对有限。我们应该注意提高增值税的减税效率，实施准确的减税措施。比如继续对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实行减免税政策，加大对生活服务业和进出口企业严重受疫情影响的减税力度，给予这些企业一定的减税期限。其次，可以考虑降低我国企业所得税的法定税率。自21世纪以来，全球企业所得税平均税率一直在下降，从2000年的28.3%下降到2021年的20.0%。特别是近年来，各国纷纷下调企业所得税税率，美国企业所得税税率从2015年的39%下降到2021年的25.75%，法国企业所得税税率从2015年的38%下降到2021年的28.4%。另外，东南亚国家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也比较低，比如越南20%，泰国20%。自2008年以来，中国企业所得税的法定税率一直保持在25%的水平。为了提高中国税制的国际竞争力，吸引外商投资，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中国企业所得税的法定税率可以在未来适度降低。最后，建议加大中小企业融资税收优惠力度，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提高金融机构贷款损失准备金扣除比例，降低金融机构贷款风险。引导金融机构积极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降低金融机构贷款利息收入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印花税等税费。